自序 我之从事先秦文献与相关史实的研究，与其说是兴趣使然，不如说是命运安排。 1984年，我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即留校到成立不久的孔子研究所工作。次年，赴复旦大学中文系参加由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主办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讲习班，受教于周祖谟、黄永年、裘锡圭、楼宇烈、唐作藩、刘乃和、许嘉璐、葛兆光等教授，为期一年。同年，录取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专业在职硕士生，师从郭克煜、李毅夫、骆承烈教授。由于本校没有学位授予权，故1988年赴华中师范大学参加硕士论文答辩，由张舜徽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获该校硕士学位。这段经历，为日后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入职孔子研究所后所接受的第一个科研任务，是整理清人孙星衍的《孔子集语》。作为项目的最终成果，《孔子集语校补》虽然在读硕士期间就已经完成，但一直到1998年才由齐鲁书社出版。 我们知道，除了《论语》之外，中国早期文献中保存着大量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而《孔子集语》正是对这些记载的辑录。在疑古思潮的支配下，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些记载出自后人的假托，不能作为研究孔子的信史。因此，人们所公认的孔子言行录，只有一部《论语》。然而，我在整理《孔子集语》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其中所辑录的部分史料和《论语》的记载是可以互相印证、相互补充的，如果我们承认《论语》是可靠的，就必须承认《论语》之外的部分孔子言行录也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我对《论语》之外典籍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价，并以《孔子言行资料述评》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其中部分内容被整理为《孔子言行资料辑录源流》和《〈论语〉源流再考察》两文分别刊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和《孔子研究》1990年第4期。 1986年，朱维铮教授曾在《孔子研究》创刊号发表《〈论语〉结集脞说》一文，提出《论语》一书到了汉代景武之际…